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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下的国安部的架构与职能---及国外有名的几宗间谍案                   王炳章论坛

送交者: 国安间谍 于 July 17, 2004 10:41:40:

国家安全部级别上与公安部相同,属国务院的政府部门,但它在隶属关系上却可以直达政治局,工作直接与政法领导小组挂钩。主要成员来自原中央调查部大部分局、办,原公安部一局、三局和五局,还有一部分由总叁转业而来。近年来,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公安大学、政法大学等高校毕业生成为国安部的「新鲜血液」。另外。国安部也设有职业培训计划,建立了培训基地。

人们无法获知国家安全部系统人员有多少,事实上连负责掌握公务员编制的人事部也不知道准确的数字。不过,曾有媒体报导过部分省市国安厅局机关成员人数,其中北京市国安局人数最多,有四三三四人;天津一六八一人;上海二一一一人;广东二二四五人;云南五一八人;福建五○一人;浙江六三三人;山东三四八人;广西三三二人;江苏五三五人;黑龙江三五五人;吉林三九二人;辽宁二五九人;内蒙三八九人等(截止一九八九年统计数)。

从有关人士的论文中,人们可以发现,全国公安、国安和劳改三大系统的机关人数占全国政府部门机关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左右,相比之下,外经委、计委、经委的人数只占百分之六左右。即管生产建设国计民生的人远少於管人的人。

至於派到国内单位监视群众活动的国安部人员,人数更难统计,他们所占编制大都属於所在单位。他们与上级的联系多是单线进行的,甚至同一单位内的国家安全部人员也不知道哪些是同路人。

花在国家安全部的财力也难以计算。除军队和国防科工委之外,现时国内科技最先进的单位要算是国家安全部了。国家安全部的总部与公安部的牌子同挂在天安们附近的东长安街,而真正的业务中心设在位於北京魏公村的原中调部的「东风大楼」,被扣留查问的人则关在北京市郊的昌平县,审讯、调查「猎物」亦在那里进行。

从中共的公开资料,包括《中国政制手册》和《政法词典》中,人们无法找到解释「国安部」的条目,更无从知道其具体架构设置。曾有消息说,国安部属下五个局,分别盯着五个不同方面的人,即台湾特务、外交人员、外国来华人员(包括驻京记者)、港澳人士、及中国公民。笔者以为,这种按五类人来推论国安部的机构设置,过於简单,至少忽略了国安部的一个重要职能到境外从事间谍活动。

简单分来,国安部的工作分对内和对外两大部分。主要任务包括对涉嫌间谍活动者进行监视、跟踪、检查其来往信件、谈话;监视、跟踪外国驻华大使馆、领事馆人员和驻华记者的活动;调查出入境人员的背景;监视、跟踪可疑的入境者,在出境者中发展特务或「线人」;搜捕、审讯涉嫌特务;侦查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和与境外有关的政治异议组织;在境外从事情报工作;监视驻外机构(包括使领馆)和出国访问人员、留学生等。

值得一提的,国家安全部不仅具有与公安部属下各部门相同的执法权力和侦破手段(如侦查、搜索、逮捕、拘留、审讯等),而且在非常时期或直接危害到国家利益的紧急情况下,拥有在不受检察机关批准的情况下,临时执行紧急搜查、逮捕、拘留和审讯等方面的特殊权力。

国安部一份内部刊物曾透露,国安部在建立过程中,叁照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经验,并在工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如一九八六年俞强生(朱熔基内阁成员俞正声之弟)出走之後,国安部又成立了外事局。

布下天罗地网

中国大陆的电话服务都属於国营,只有深圳电话公司曾经是例外,由深圳电信局与英国大东电话公司合资,取名为「深大电话公司」,系由王震特别批准的。後来合资双方出现纠纷,英国大东电话公司被迫撤出,曾成为深港一大新闻。不过外界只知道是一般劳资纠纷,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英方不同意中共国家安全人员在电话机房安置窃听设施。

一九八三年的《北京日报》出人意料地揭露了北京电话被监听的事实一位名叫张之然的读者向报社投诉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北京某大单位电话总机室工作,总机接线员不仅负有电话监听之责,而且有一个政工干部令他们进行电话录音。

有人误以为传真不可能被截获,殊不知中共安全人员早有对策。在大陆,安装传真机必须另行申请号码,不得与电话机通线使用,为的就是方便截获传真材料。传真机经过搜描把文字的线条变成脉冲波,然後透过电话线传到接收者的传真机上,再把脉冲波转成一种讯号「画」在传真纸上。所以,只要在专有传真的电话线上做手脚,就可以在电传的时候窃取文件的脉冲波,把文件内容接受到自己的传真机上来。

无线电话、电报、卫星讯号、电台电视讯号都可以被国安部人员截获。大连采购员萧某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在北京出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介绍中共军队在北京屠杀情况,令人震惊的是,北京中央电视台比美国广播公司还要早播出采访画面,而这些画面是美国广播公司在通过卫星传递过程中被截获的,他後来被中共判刑十年。

香港《当代》杂志亦报导说,安全部在深圳设置了监听站,香港人罗海星、澳门人陈泽伟被捕,连同王军涛、陈子明、郑旭光被抓,就是因国安部成功截听罗海星、陈泽伟在深圳和广州使用流动电话时透露的内容而侦破的。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大陆在民用电讯方面仍不太发达,但是国安部在技术上作这些监听、截收完全应付裕如。至於在信件检查方面,在中共来说更属於「小儿科」了。近年,国安部又负起参与监管网络之责。

特务一抓一大把

一位知情人曾透露,几乎所有重要单位都有国安部的人员,他们主要被安插在管理人事档案的部门和可以经常与其他部门接触的部门。此外,国安部也会在该单位现有员工中物色人选,而不一定派进自己人。

由於外国机构(包括使领馆)在中国聘请员工,必须经过外交人员服务公司和服务局,这也是国安部安插自己人的最好机会。所以方励之躲进美国驻京大使馆,具体住所只能由大使亲自掌握。

常驻中国大陆的西方记者,是国安部的重点监控对象。国安部的人员有时以「中国记者」的身份出现,有时可以是司机、翻译、办公室人员等。

到中国任教、研究的外国教授学者,也在国安人员的监视之下。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华瑞.英格曼教授,一九八八年到南京大学教书时,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真实的身份就是国家安全机关派遣人员。结果是意想不到的喜剧,经过一番足够拍成电影的曲折历程後,女谍和她的监视对象坠入情网,并终成眷属。事实上,英格曼只是喜欢到处摄影和与中国学生有较多来往,便被安全情报人员认为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据说国安部工作受到最高层批评。於是国安部自六月下旬始,连续宣布抓获十多名策划、煽动民运的「台湾特务」。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他们在游行队伍中呼喊囗号的图像,试图给观众以强烈的印象这次民运是台湾特务煽动起来的。还说他们用隐形药水书写情报寄给台湾情报机关。此举遭到台北方面的反驳,并指出台湾早已不用那些低劣的隐形药水。九○年十一月,中共国安部又宣布逮捕了台湾国民党特务四人,指他们「自动提供有关中共政治、军事的情报给台湾情治单位,图谋创立反革命组织中华醒狮社」。这些所谓「台湾特务」都被中共当局判重刑。

与此相比,西方记者和其他旅华人员即使因涉及情报案件被发现,大多是遭到驱逐处置,鲜有被判重刑的个案。另外,有些西方人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早已被中共国安人员察觉,中共却不急於动手,或放长线钓大鱼,或用假情报迷惑,有的则是等待机会作等价交换。

中共宣传工具总喜欢用「天罗地网」来形容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此话不假,国安部人员偷听、拆信、跟踪、监视,无所不为,无孔不入,神秘兮兮,岂有不令人恐惧的道理?

谍影舞环球

早在一九七七年,纽约《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法索和海斯基就撰文分析,当时中共派驻五大洲的特工人员「已有五十多万」,构成一个庞大的全球特务网络。当然,这些特工可能有专业和兼职之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法国《世界日报》报导,三年内,有一千多中国人持假护照企图潜入法国而被捕,但成功渗透者无法统计。该报导指出,倘无中共的支持,这些中国人绝无希望出国,也拿不出钱来购买昂贵的国际航线机票。言下之意,这些人负有特殊任务。

这两篇报导,暴露了西方新闻界对中共的海外特工网络缺乏起码的了解。纽约《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似 把海外那些与中国大陆来往的华人都视为「特务」了。

事实上,要获知中共国安部在全球的间谍人数是徒劳的。但根据各种信息,可以分析出他们在海外的可能行为。

华盛顿《明星日报》 总编辑汉普斯,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说,「中共派往世界各地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几乎都是特务。」特务要搜集情况,向上司汇报;但搜集情况,向上级汇报的并不都是特务。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并不等於是国安部、或总叁派出的「正牌特务」。

一位知情人物曾经透露,国安部过去派在国外(包括港澳)的人员多以传播界人士的名义出现,因为新闻记者身份是最方便的。某一天,北京某大报国际部主任忽然接到该报「记者」从美国发来的新闻,他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记者奉派驻美。他向总编辑追问,总编辑亦说「确有此事,但我也没有见过此人。」主任恍然大悟,这位记者肯定是国家安全部的人了。某先生在欧洲工作时认识了一位中国驻外记者,回国後才知道他已是国安部副部长,不禁吃了一惊。近年来,国安部人员也开始使用其他身份(如商人、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留学生、海员、难民、外交官等)派驻外地。

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是在普通出国人员包括出国定居者中发展「线人」。例如原山西省科委派遣到日本公费留学的学生王新华,出国之前被临时吸收到国安部工作,主要使命是搜集日本科技与产业情报,并兼监视汇报周围的留学生的动态。後来王新华内心矛盾,又备受特务上司徐源海的威胁,整天郁郁闷闷,结果九○年十一月中旬不明不白横尸东京郊外的江户川。

前伦敦《泰晤士报》国外部负责人狄肯专门研究过中共间谍史,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共在英国境内的特务案运作,大部分透过中国餐馆进行。在「炒面」和「糖醋排骨」的背後,「隐藏着一个高效率的特务系统」,这个特务网络拥有不少英国高级官员的详细档案记录,包括其隐私和生活细节,同时还存有十五名执政党要员的秘密资料。这些资料往往在紧要关头发挥神奇的效能。西方国家的唐人街是中共间谍活动的大本营,左倾的华侨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有的侨领和餐馆老板甚至成为其固定的「线人」。

据其说法,中共探知英国女首相的爱子马克贪财嗜赌,便安下圈套使他陷入香港一宗证券丑闻,并以此在中英关於香港前途的会谈触礁时作为为要挟的把柄,「迫使英方放弃强硬立场,从而逐条接受中共的苛求」。在整个政治讹诈过程中,中共只是通过一名港商付出数百万诱饵,而得到的却是数以亿计的财富及利益。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国安部曾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增派人手到国外去,藉以了解各驻外人员、留学生,以及各种反对力量。民运组织毫无防范能力,有人凭公开言论来判定别人是否「特务」,或者捕风捉影乱猜一气,更糟糕的是某些「抓特务」案染上了内斗的色彩。这种胡乱「抓特务」的结果使真正的中共特务得以在混乱中隐藏。当然,在民运组织中藏有特务是毫无疑问的,过去就曾发生民运特务公开「弃暗投明」事件。

不过,国安人员似 更重视对领馆人员的监视和调查,「六四」之後叛逃的外交官有数十人之多,说明外交人员叛逃思想相当普遍。很多人都知道中共驻外使馆中有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处」机构。这个机构的职能,正是专门整肃内部人事。

偶尔露峥嵘

「在现代国际社会里,恐怕极少国家不搞间谍活动的,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在谴责他人搞间谍活动的同时,自己亦在搞他人的间谍活动。既有那麽多的间谍,就难免发生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来我往的花絮。」这是中共一份刊物在俞强生叛逃案发生後的一番自我安慰。

一九八六年九月港台海外报刊广泛报导了俞强生叛逃案,但由於缺乏对中共情治系统的了解,错漏甚多。如有的报刊将其名字误为「俞真三」、「于桑」或「于甄三」;有的报刊则称其职务是「国家情报局局长」、「国安部外事局局长」;有的报刊还称他是江青与其前夫之子,他的叛逃使「中共在海外的谍报网大曝光」.....真相究竟如何呢?四十多岁的俞强生是江青前夫黄敬(曾任天津市市长)与范瑾(曾任北京日报总编辑)所生之子,文革期间毕业於北京西郊一间有名的高干子弟学校,後来当了兵。文革结束後,父母获得平反,他才有机会进专门培养情报人员的学校念书进修,然後被分配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并非国安部),官职为副处级,并被列为「第三梯队」培养对象。但俞在对外联络中有过几次失误,犯了中共情报人员纪律大忌,很快失宠,後来被调离重要工作岗位,先搞过一段资料,後又负责基建。

俞强生对中共国安部系统有所了解,但他的叛逃不足以使海外间谍系统「大曝光」。因为中共的情报网是垂直型结构,俞掌握的机密难以超越北京市国安局的联系范围;其次,中共在海外的间谍网络还有党务系统、军务系统、各地方系统等,非国安部「独有」;第三,国安系统在海外的谍报网由国安部外事局统管,属於高度机密,全部掌握此名单的人只有极有限的几个人,他们与海外间谍多是单线联络。

近年来,对中共海外间谍构成最沉重的打击的,是一九八五年金无忌的被捕。四十年代毕业於燕京大学的金无忌,一九四八年在美国驻沪领事馆新闻处任职,在美国最高情报机关工作三十多年。一九八六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才发现这位「自己人」竟是中共长期潜伏的皇牌间谍。根据美国的法律,金无忌要判两个终身监禁,但他在狱中暴尸,有说是自杀身亡,也有说某方杀人灭囗。

中共迄今仍不承认与金无忌有什麽关系,但据说安全部私下却追认其为「革命烈士」。有消息说,金无忌的被捕与俞强生的叛逃并无关系,出卖金无忌另有其人。

更具戏剧性的是「中法同性恋间谍案」。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和六日,中法情侣间谍各被判处六年监禁。案中涉及的法国人是前法国驻北京外交官员布西科,涉及到的中国人是时佩璞,原为北京京剧院的名伶。布西科和时佩璞早在六四年结识於北京,并秘密相恋(时佩璞骗对方自己是一个有男儿身的女人,又以中国习俗为由只同意在黑暗中做爱,做爱时将男性生殖器用双腿夹住隐藏起来),并「生有」私生子(後经检验系假冒,与布西科和时佩璞均无血缘关系)。一九八二年,时佩璞在布西科的协助下赴法定居。不久被法国反间谍组织(DST)识破其真实面目。

DST一位警官在法庭作证时说:「法国不能忽视及低估中国的间谍活动。中共的特务非常忍耐而且行动诡秘。不要忘记他们是中国古代军事策略家孙子的直传嫡系!孙子兵法是全世界军事情报学府必读的叁考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