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坎坷人生
作者：查建英（Jianying
Zha）
译者： 左眼血红
原载：《纽约客》“北京来信”
2007年4月23日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北京市近郊的朝阳北路上，一路上看不到任何关于它的标识。监狱离高速公路0.1英里远，途中我得不断提醒司机留意靠左边的路口——它很容易被忽略。车拐过岔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镶白色弓形边框的深褐色大铁门，然后就看见手握长枪的站岗警卫。为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监狱高高的围墙上被盘上了铁丝电网。在大门隔壁的等候室里，我把自己的钱包和手机放进一个带锁的储物箱，然后出示文件，等待传唤。警卫确认了我的身份，但仍然与我保持一定距离。我将要探视的，是我的哥哥查建国。当年，他作为民主运动激进分子以“分裂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是在1999年的夏天捕入狱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的情形：当时我正在位于蒙特利尔郊区一个朋友家中坐客，在他们家的厨房里，我一边喝着现磨的咖啡，一边浏览当地报纸上的一个头条：据称中国刚刚发射的测试导弹射程可达到阿拉斯加。在报纸的最后一个版面里，我看见了关于建国的审理报道。我感到一阵突如奇来的惊讶和愤怒，但作为妹妹，我深为建国的行为而骄傲：建国和与他一样胸怀自由和平的同志们颠覆性地组建了一个反对党派——中国民主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冒大不韪，公开登记成立独立自主的政党。现在，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入狱的代价。
七年前，建国刚刚入狱时探视相当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一个特别许可。而且在整个探视过程中，我们一直被两三个警卫看守，其中还包括一位专门负责监管“特别”囚犯的政府官员。在最初的两年里，发生在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这些震惊不只来源于他的难看的“犯人头”和布料粗糙的灰底白色条纹棉线囚衣。他眼睛发炎化脓，手脸浮仲，指甲呈紫色，严重循环系统紊乱，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厚厚的树脂玻璃板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那东西呈屎黄色，看上去像给小孩玩的玩具电话。在那段狗日的日子里，我们的交流充满了紧迫的压力和危机感。几次探视后，我见到了监狱长，他是个热心的年青人。（“你不会是想见到个一脸菜色、长着獠牙的怪物吧？”他笑着对我说。）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建国的健康问题。几星期里，他答应了我两个重要请求。建国在重兵押送下离开监狱到一所条件不错的市立医院就医，并在那儿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虽后，他被转出原来那个关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关进一个不那么拥挤，环境稍好一点的囚室。
四年前我回到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去北京第二监狱探望建国成了我每个月的日常事务。我会尝试着与政府官员进行“书桌对话”，以便可以把一些阅读资料交给我要探视的人。但是他们以“不适宜”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任何与政治有关的物品都被拒绝，即使只是一本瓦茨拉夫·哈维尔（作家、剧作家、后极权政治的反对派，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的散文集，事实上他们对哈维尔的认识仅仅局限于一个政见危险的异国首脑。
接待室实际上是一个空旷整洁的大房子，视界开阔，房子里沿着玻璃隔离板安放着几排天蓝色的塑料椅子。往窗外看去，被修葺良好的花园里两个心形花簇格外刺眼；再往远，是一排灰白的混凝土建筑，那里是囚徒们每天生活工作的地方——牢房。（他们被允许每个星期放两次风，可以做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可以看见看守头儿押着犯人一字排开，从牢房中走进接待室。
这些天，他们对我像换了一个人，尽管我和建国的对话仍然被监听，但负责看守的警卫似乎早已对我们失去了兴趣，一副爱理不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兄妹俩常常会像很久不见的老友一样聊到忘我。我们从建国的身体健康、生活环境谈起，聊到家人朋友的近况，聊到他最近读到的书或者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地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为他列出一个购物单。监狱允许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10美元）的零用钱以及由家属从监狱商店买来的150块钱的额外食品。据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但事实上这一制度为监狱的收入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来源。建国常会要我替他买一盒饼干。同室的狱友是一个“台湾间谍”，判了十年，建国跟他学会了英文。那人入狱后，妻子就离开了他，也从没有人来探视他。我知道，一定是他喜欢饼干。
在建国入狱的前几年里，我总是会问他是否被殴打过，有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我和所有看守关系都处得很好，”他会这样对我说。“他们只是服从命令，但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被抓进来的，从没有人碰过我。狱友们倒是经常打架，但他们都不跟我起冲突。他们都很尊重我。”建国说如果在审讯中狱卒把他定位成一个“犯人”，他会立刻拒绝回答问题，这时，狱卒也会纠正自己的措词。建国对这个称谓的反对十分坚决，他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另外，建国还拒绝参加他所在小队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体力劳动，他不愿意干那些诸如包装一次性筷子之类的无聊工作。
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的方式到国外去。我问了建国好多次，他总是拒绝。他坚持，“除非我的自由权利得到证实，否则我不会离开中国。”我没有再问建国曾多次提及的“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不同政见者在海外的艰难处境，他们早已丢失了自己的政治效力。建国说，“一旦他们离开了中国的土地，他们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将被减弱，他们的发言也不再将被重视。”他的坚持已经近乎偏执，难道困身于斗室，九年不见天日，亲戚朋友甚至都不知道你尚在人间，这样的事实就能行使你的政治效能吗？
这些话，我终于没忍心说出口。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关于1999年C.D.P事件的报道，所以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在国外有一些相关报道和一些来自民权组织抗议的声音。但是这次事件很快被随后而来的法轮功事件掩盖，而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建国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牢狱之苦后已然被历史忘记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悔与决然。
建国是我父亲跟他前妻的大儿子，他七岁时父亲与他母亲离婚并我妈妈结合。虽然离婚后建国就跟着父亲和我们生活在了一起，但将近八年童年记忆的空缺使得我对小时候的他并没有多少映象。那时，他读寄宿学校，只在礼拜天回家。他身材颀长瘦削，沉默寡言，像个外人一样游走在我们生活的边缘。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离婚并不多见，毫无疑问，这样的经历为建国的少年时代平添了一丝阴影。我妈妈回忆说，每个建国回家住的晚上，她都能听见他被子里隐隐的抽噎声。后来在建国从监狱写来的信中，他说，那时每个周末就如同去拜访一个陌生人的家。他觉得自己就像《红楼梦》里那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小姑娘黛玉，和表兄表妹们争夺着大人的爱和关心。但是，建国的生母钟阿姨却告诉我，建国很小就有不凡的抱负。那时她讲宋代名将岳飞被主张卖国的皇帝和佞臣秦桧出卖害死的故事，小建国听完静静地看着她，眼睛里全是泪水，他说，“等我长大了一定做岳飞那样的人！”钟阿姨感到很震惊，她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能说出那样的话，她告诉我，“我并不想让他成为岳飞！”
或许她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孩子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军人之家，他身边所环绕的是强烈的学术氛围和艺术气息。我父亲是位哲学家，而钟阿姨则出身于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她本人对歌剧很有研究，是个剧作家；她的父亲一所大学的副校长，母亲是一位画家，曾和著名艺术大师齐白石一起工作。在另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中，建国描述了他平淡无奇的小学时代。回想那些岁月，唯一在他记忆里留下深刻烙印的不过是夏日里一场没有预兆的暴风雨。它在周末建国返校的路上袭击了这个心情阴郁的孩子，建国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如何用尽方法跟风雨对抗，如何被淋得浑身湿透。在荒芜杂乱的街道上，他孤身一人。迅雷与闪电是一种独特的景致，它有种强大的魔力让他觉得自己是在战斗，他为之着迷。当他最后走进校门时，他感觉自己征服了全世界。
建国热衷阅读，同时他也是极具运动天赋。14岁那年，他考入北京的一所寄宿中学，入学时他的成绩全班第一。然而学校的种种限制使他感到烦躁不安，他讨厌那些他不得不遵守的条条框框。那个时候，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阅读毛的传记，试着模仿毛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他像毛一样在大冬天冲冷水澡，像毛一样研习哲学，像毛一样思考政治与社会的大问题，甚至会跟一群朋友为之辩论。建国的第一个政治行为是写信给学校的行政管理部门抨击学校僵化死板的课程安排，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情调”的体现。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建国一直以此事为傲，因为他孤身挑战了这个体制。
文化大革命终结了我无忧的童年。我的父母被作为“坏分子”的“反革命分子”而批判，我们的家也被抄了，按照新的政策，我得到附近的工人子弟学校上学，那里的孩子们经常朝我扔石头，有时甚至把大便弄到我的桌子上。但是建国却在这种社会动荡中如鱼得水，他当上了他们学校红卫兵的头，几乎不怎么回家。他一身流行的红卫兵打扮，穿褪了色的黄军装，戴军帽，衬衣口袋上印着毛主席的头像，左胳膊上套着—揸宽的红袖标。那时，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眉眼间英气十足。对我而言，那时的他大过一切，只要有他在场，我便手足无措，害起羞来。
两年后，1968年，建国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随另外一些红卫兵小将去内蒙古“上山下乡”。临行，我的父母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我记得当时一屋子红卫兵又说又笑，又唱又闹，他们吃着我母亲煮的面条，吃了一锅又一锅；我父亲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看着这群疯癫年轻人，他如此沉默仿佛这里并不是他的家；十七岁的建国高坐在人群中，像大战前夕的司令官一样发号施令。他邀请自己的朋友们从我父亲的书房里拿走任何他们喜欢的书，与其说是“借”，不如说抢，连我母亲最喜欢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也被他们拿走了。
建国的母亲钟阿姨到火车站去送他。火车开动时，建国看都没看车窗外向他挥手作别的母亲，“他根本没当我就在他面前，”钟阿姨对我说。“他很大声地喊‘再见了，毛主席！’文革的毒他中得太深了。”
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是真正的信徒。他们中，有人是为了逃避大规模的“革命狂热”所带来的恐慌；有人则因为待在城里面实在无事可做。在广大的农村，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这里的贫穷落后惊呆了，有些人开始觉醒。随着文化大革命高潮的逐渐退却，七十年代中期，许多青年返回家中。他们有的被分配到工厂，有的上了大学，在那个时期上大学并不通过考试，而要靠你的亲戚关系和政治履历。
然而建国却没有回来，他在内蒙的一个农场一待就是七年，在那里他当了村长，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干起农活来，他真的是把好手。他酒量也好，能喝好多当地的白酒。在那儿，他和一个北京一起过来的同学结了婚，那姑娘也是红卫兵，她是为了建国才留下来的。那段乡村生活单纯而美好，他们只为自己而生活。村民们才不听建国扯的什么“革命热情”，他们只知道，这个小伙不错，诚实、热情、大方，他们喜欢这个年轻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建国的女儿出生了，建国给她起命叫“继红”（取“继承红色”之意）。接下来的几年中国被这样评论：邓小平引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停止了十多年的高考被恢复，我自己也参加了那年的高考，进入了大学。但建国却仿佛被粘在了那段已经过去的年代。他给一面巨大的毛主席像蒙上黑纱，它把挂在家里的墙上，每天一连几小时面对它，陷入沉思。建国的妻子告诉我，建国整整哀悼了毛主席两年。
建国最终被分配到他插队的地区县委，在县委书记手下工作，书记是一个蒙古人，名叫巴图，他很喜欢这个北京小伙子。然而建国对巴图的一项政策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项政策会对农民带来灾难，甚至还把对巴图意见提到了干部会上去。为此建国丢掉了他的工作，被停职调查。随后他被以“四人帮的走狗”的罪名囚禁，只允许他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职，离开了那个县。这时建国才被释放出来，他被分配到各种各样的基层岗位上工作，从未升过职。
1985年，我大学毕业即将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临行前我去看了建国。火车从北京出发驶了近十八个小时，最后到达那个县的小车站。来接我的那个男人看上去和当地的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像从牛车上的土豆堆里刚爬出来。他一身乡下人打扮，操一口浓重的当地口音，没事儿就喜欢蹲着。他行动迟缓，生活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1989年初，建国的妻子终于说服建国搬回北京。她是个很实际的女人，不甘心一辈子过又穷又苦的生活。那个时候，她甚至把一面标志着红卫兵的红旗缝成了被面，而那面旗是建国关于那个红色时代的最后记忆。贫穷已经把她逼入了绝境，现在她唯一的愿望是不要让她们的女儿再吃她们吃过的苦。然而对于建国而言，这次回来是有屈辱性的，那意味着他苦苦坚守了二十年的使命结束了。那个改造广大农村、让革命的火焰烧到祖国每一寸土地的理想最终化为泡影。他什么都没有改变，而发生过的一切却彻彻底底地改变了他。
建国回到北京四个月后，学生们开始涌入天安门广场。每天学生们一拨一拨地到来，他们发表演说、高唱革命歌曲。对于建国而言，这是一场新时代造反派的运动，它呼唤着建国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二十年前，毛泽东是红卫兵们的神。而今天，这群穿着牛仔裤和T恤的理想主义青年所信仰的是另一座新的偶像：自由女神。
那时我还在北京生活，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有时会碰到建国，他很少跟我说话，尽管我能看见他就在人群中。一天下午，我邀建国同我一起去拜访一个朋友，他是当时抗议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天安门广场外，那位朋友热情地邀我到他们几个运动的领导者正在开会的帐蓬里。但是当建国走进去时他们却皱起了眉头，他们拦住他说：“你不能进来！”我忙解释说他是我哥哥，但那些朋友仍然面带怀疑。在他们眼中，建国无疑只是一个没有政治主见的乡巴佬，而在1989年活跃的民运人士则大都来自城市。从我朋友的略显势利的言语中，建国获得了这样的信息：靠边站，乡下人！这不是你的革命。
事实上，这场革命不属于任何人，甚至它就不是一场革命。6月4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前的一切告诉这群公开挑战体制的示威者，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大清洗之后，所有政府部长被要求慰问为数不多的几个受伤士兵，以表明他们对党的忠诚，而这几个战士被称为“镇压反革命暴动的英雄”。作家王蒙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他没有参加慰问，称病住进了医院。事后他被开除出政府部门。
在春天的革命宣传中，《人民日报》的记者在街上打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标语：“我们不愿再说谎！”然而它的号召力是如此地短暂，仅仅两个月后，他们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再次开始说谎。这家报纸的一个记者告诉我当时政府如何下大力度清除不同意见：“会议在每一个部门举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每个人必须列出自己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每天的具体活动，然后还要表明自己对政府最后处理方式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得做这些事情，没有人敢说不，”十七年后他回忆着当年的情形对我说。“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屈辱吗？倾刻间我们被完全驯服（原文中的词是crush。译者注)了。”
许多记者和知识分子经历了这次恐慌，感到意志消沉。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此退出了公众生活，转而追求个人事业。（另外一些人则移居海外，去了美国或者欧洲，我自己就在其中。）学者们都着手从事深奥的理论研究——“国学热”也因此兴起，九十年代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如火如荼。我的一位编辑朋友，原来给一家杂志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专栏写社论，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烹调和古典音乐。与此同时，随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尚且残存的信心在6月4号的彻底毁灭，建国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开始随波逐流。
送我来监狱的出租车司机是个健壮结实的汉子，穿一身不太值钱的皮夹克，上面还泛着油光，他脸上有些皱纹，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我从监狱的快餐店出来时，他正抽着烟，悠闲地靠着自己的捷达车。看见我出来，他把烟头摁灭，随手弹了出去。这是三年前一个特别的下午，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监狱的探访者。
“真高兴你还在这儿，”我一边说话一边坐进车里，“要不然我就得自己走路去公交站等车了。”
“我就是在等你，”他简单地应了声，开始发动车子。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址。“三十块，”他说。我递给他钱，我们就上路了。车子在一段狭长的沥青路尽头向右拐，经过一溜成堆的建筑材料，驶上一条较宽的高速公路。远处，一排水塔的轮廓渐渐消失在视野里。尽管离市区只有40分种车程的距离，但这一路上你能看见许多陈旧的工厂，能看见路边斑斑驳驳的碎石，废弃的工业垃圾以及正遭受着来自各方面压力威胁，濒于荒废的农场。在几英里之外，我少年时曾劳动过的农场也突兀地竖立在它们之中。
和往常的探视经历一样，此刻我的全部情绪都被疲劳占据，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闭上眼睛陷入了昏睡。一阵喇叭声吵醒了我，我睁开眼，看见到处都是车，我们已经离开了高速路，进入市区拥挤的交通中。我们的车子几乎不能动，时间似乎是四点左右，正好是交通高峰期。
“你是去探视你哥的吧？”司机问我。
我把视线挪到司机的反光镜上问。“你怎么知道的？”
“喔，我们认识几乎所有第二监狱的家属。我父亲以前就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成员，对吧？”
“你了解他们？”
“喔，算是吧，他们想实行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他判了多少年？”
“九年，才过了一半。”
“他没有减刑吗？”
“没有，他不承认自己有罪。”
司机一巴掌拍到车窗上。“他们确实没有罪！但蹲在监狱里能有什么价值呢。他见过吾尔开希吗？”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天安门事件”中一位有超凡魅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多年，现在定居台湾。“没见过。他有什么关系吗？”
“你一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说服你哥出去，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民运人士并肩作战。最关键的事情是：获得武器！你们如何跟共产党对抗？只有通过武装斗争！”
“这主意挺有意思，”我竭力掩藏着自己的震惊。“但那会使中国陷入战争，会导致流血，导致混乱呀。”
“那才壮烈呀！”司机说。
我感到从头到脚的寒冷和惊鄂。“如果这一切发生，你不担心你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吗？”
“普通老百姓已经是最大的牺牲品了！”司机冷冷地回答着，他脸上全是愤怒的颜色。“你看看这城市里，当官的、有钱的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又过的是日子？！”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们的车子仍在长安街上向前挪着，司机告诉我他的生活。他在同一家国营工厂干了二十年，起初是一名技工，后来又当卡车司机。后来，就在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都下岗了，单位只给了很少的一点下岗补贴。
“但他们一定给你们部分的医疗保险了呀，”我说。我想起三个高中时期的朋友，我们曾经一块玩了很多年，这三个女的都是四十岁，都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也都下岗了，但是不久她们就都找到了工作，并且收入比以前还高。她们中的两个甚至有了自己的房子。
“那个保险简直就是狗屎！”司机骂道。“它根本没有内容。我就怕生病，一生病，就不中用了。我们为他们干了二十年，他们就这样打发我们的！”他又拍了一下窗户。“你看看这城市，看看这些漂亮的建筑和饭店。这一切都是有钱人！像我们一样的人，谁能销费得起！”
长安街两旁，新建的摩天大楼和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黑黢黢的天空下。说到建筑艺术和设计，在其它省市的官员眼中，这个新北京的大多数建筑与他们梦境中的那个现代化似乎别无两样。显然，整个北京比过去更加富有，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比过去更加优越。但是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我不知道建国或者像他那样的人，能否成为这位权益不能受到保护的出租司机所期待的那个领导者。或许，他们只能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向中国的新秩序发出一些愤怒的声音。
无论天安门大清洗唤醒了他怎样的情感，对于当年的建国，最重要的事是谋生。从法律上讲，建国和他的妻子是“黑”人：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住所，也没有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谋生能力。所以此后一段时间里，建国和亲戚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建国弟弟建义办的成人教育学校找了份工作，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做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所学校很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为作为一门外国语言的英语考试提供了准备课程。伴随着天安门事件的还未散去的寒意，学习英语变得越来越热，而托福考试对申请进入外国学校至关重要。建义很快变得很富有，于是，角色出现一种不可理解的互换。这俩兄弟性格十分不同：与严肃认真、勤快努力而又雄心勃勃的哥哥相比，弟弟建义看上去更像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痞子，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游手好闲，整天忙于泡妞、花钱下馆子还有玩儿。但在新时期的中国，这样的孩子却自有他茁壮成长的空间。起先，他想要建国帮他管理生意，但被建国拒绝了，他更喜欢读书和思考，然后就做好他看门人的本职工作了。“他老想着挽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义跟我谈起建国时，曾经这样说他。我不知道对于给自己弟弟打工这件事，建国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建国看大门的工作并没有干太久。随后的十年里，他频繁更换岗位，从一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职位到另一个职外，但主要都是些基层的文职工作。唯一确定的是，这些工作要能保证他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和思考，建国迫切地试图作一些事情决心更加大了。1992年后，社会上掀起一场经商热，建国试着开始进行大笔的投资。他精心策划在北方买进煤，然后转手买到南方去。他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一种新的甘草苏打水。（那东西尝起来就像咳嗽糖浆。）总是看见他为了生意四处奔忙。然而每次他的生意都以失败而告终。他被逮捕前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1997年的夏天，当时他已申请过无数次破产。他的个人生活也一度陷入混乱。他与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娶了一个在他的饮料厂工作的年轻姑娘，那女孩也来自内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建国的生意一破产他们婚姻也到了头。最后建国搬去和女儿一起生活。
那个时候，继红已经改名叫“慧怡”（取意“聪慧美好”）。这个女孩那时上一个社区学院，每天都把大量时间花在看言情小说和与同伴们聊天扯淡上。但她很在乎这个爸爸。1998年，她从学校毕业，到星级酒店北京京伦饭店作前台招待。每个月，她都把自己收入的一半交给爸爸。到令天，他们俩都清楚，建国并没有停止做生意。1998年，建义因脑瘤去世，建国继承并接管了他在北京的生意。这时建国终于有了名义上属于他自己的房产。在家人和女儿的帮衬下，他免费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八月份，我收到一封来自建国的长信，言辞中充满想望与怀念。44岁的建义走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走了，我更加感受到人生苦短的涵意，”建国在信中写道。“昨天是我47岁的生日。我这辈子剩余的岁月是否会像过眼云烟，一晃而过呢？”然后他开始回首往事：
这辈子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可我的命运却很烂。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在和自己的命运抗争，它紧紧地封住我的嘴，使我不能叫喊。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为了民主理想，我放弃了共产党；为了自由理想，我一再地放弃了我的工作；为了爱情理想，我一再放弃婚姻。今天的我，无论在知识水平、专业态度还是经济能力和感情因素上，都是一个“流浪者”……中国的市场正在衰退，大多数行业都不景气。中国的政治也仍在风雨中艰难前行，不知道它将走向何方。对于像我这样仍然心存理想的人何时才有机会举起反抗的旗杆？
建国依然没有变，隐隐中我有这样的预感。这个无能的生意人正在等待一个新的时机，为一次离经叛道而奋斗。
我所不知道的是建国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时机。几年前他认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他是原铁路部门的一名电工，是一位在民主墙运动时期有相当经验的民运人士。在70年代后期一个短暂的政治解冻期，北京的心脏地带各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人们到处张贴海报，评论，诗歌和各种油印文章。这些海报吸引了大量群众的阅读和讨论。（1979年后期，政府一声令下，把这些张贴物一扫而光。）当朋友把建国介绍给徐文立认识时，他服完十二年的刑刚刚出狱。他们热烈地讨论关于中国的政治现状，但是起初他们的计划是合伙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的一个想法是开办一家出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确定他们的项目名称，徐任公司董事长，建国任副董事长。然而最终这一投资计划并未实现，徐所指望的贷款没能到帐。
1998年初，中国的社会政治空气空前缓和——政府正在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克林顿总统访华——一些不同城市的一小批持不同政见者决定，借助这一新形式下的有利条件，成立反对党。他们把这个政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由徐文立出任中国民主党北京支部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他们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放弃了各自的生意。不知是因为真的英勇无畏，还是实在天真得不行，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决定公开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竟然试图在政府的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并且在网上公开声明，列出各项条款，然后他们又向外国记者通告这一消息。起初的几个月，政府似乎默许这些活动，但是随后，就在克林顿来访后不久，镇压开始了。六月，一批民运人士被逮捕审讯。徐文立就在这批人中，这次，他被判了13年。建国这时还没有被捕，但是每天他都会被几个便衣跟踪。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然以代理主席的名义进行活动，组织集会，团结为数不多的几个民主党成员。他在网上发表新的声明，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它入狱的同志。1999年六月，建国终于被捕了，当然，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天。临行前，他显得特别从容，甚至连牙具都没忘带。
“英雄行为并不合乎日常生活，”
Ludvík Vaculík（捷克作家，记者，他在1968年6月发表的《两千字宣言》被认为是“布拉格之春”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同意志的象征。译者注）在文中这样写道。“英雄主义只有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才能被接受，而这种环境必然不会长期维持。”这些话语是对后天安门时代的精辟描述。时光流逝，一切似乎恢复了常状，又回到那个和谐繁荣的社会主义时代。在整个九十年代，新的市场改革被大力推进，人们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对财富的追求中，中共对人们的言论自由实施最大程度的限制，公众可以谈论什么，不可谈论什么都被做了时确规定。天安门事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都成了被忌讳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兴兴向荣，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逐渐被分裂和边缘化：他们有的开始下海经商，有的，特别是经济学家和一些务实的科学家纷纷把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科研成果出售给政府或者企业，以谋求经济利益。学者和艺术家家们则在这种市场经济的罅隙里艰难前行。
一种公共的默许逐渐形成，这一现象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一本叫做《再见革命》的书中被准确地捕捉到了。书的作者是当时的两位精英知识分子，哲学家、史学家李泽厚和文ण | 
